耶鲁大学校长为何炮轰中国的大学？

耶鲁大学校长施密德特断言 “红色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
中国大学“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
”因此，“中国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

              耶鲁大学校长为何炮轰中国大学?
耶鲁大学是世界顶尖大学，耶鲁校长更是金字塔顶端的绝对权威，但谁也没想到耶鲁大学的校长施密德特，最近竟然和中国大学搭上了关系，我们的欣喜其何如？
可是，耶鲁大学的校长不是褒扬中国，而是在《耶鲁大学学报》撰文炮轰中国大学。
施密德特校长断言：红色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有十三亿人之多的孔孟之乡，没有一个教育家！
此批评不可谓不狠辣，不可谓不激烈，不可谓不一针见血。
那么，施密德特如此大张旗鼓，大动肝火，大发雷霆，大放厥词，所为何来？
    想想看，如果不是中国大学实在让他看不下去，温文尔雅的施密德特，应该不至于如此暴怒的吧?。
且看施密德特是如何批评中国大学的:
对中国大学近年来久盛不衰的“做大做强”之风，
施密德特说：“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
很难说，老先生的批评没有道理。清华大学的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曾经说过：“大学之大，非大楼之谓，乃大师之谓也。”反观近些年的中国大学，越来越心浮气躁。大楼越盖越高，设施越来越豪华，甚至有大学筹建高尔夫球场，进行斗富，可谓一掷千金，财大气粗。中国人本就有好“大”之风，此风所及，所向披靡。这种心态可能和中国封建等级制度密切相关。中国企业不是“巨人”就是“恒大”，人家不是“微软”，就是“松下”，不但“微”，而且“软”，可谓谦虚到家了。
奥运会、世界博览会、亚运会无不如此！
伴随着大楼高耸的，则是教育质量的急剧下滑。
高校不断扩招，实际上就是多方圈钱，招了那么多的学生，原有的师资跟不上，就自我发展，拔苗助长，快速助长，难怪不少大学教授，都成了老百姓心目中的“叫兽”了。
另一方面，大学缺少对市场和社会需求的切实调研，什么专业热门，就一哄而上，导致市场供大于求，大批学生毕业即失业，哪里能找到什么工作？但是高校却腰包硬起，大功告成，“钱到之后，哪怕你洪水滔天！”
为了继续蒙骗下一届的学生，一些高校甚至还杜撰出“被就业”的谎言，在国际上传得沸沸扬扬。代表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人文之高标的一代大学，就这样轰然倒塌，粉身碎骨。这样的大学如何不被外国人耻笑？
对于大学校长和学者的价值取向，施密德特先生这样评价：
“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
“而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一样，他们必须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
“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
中国的学者少有人坚持自己的学术良知和专业尊严，因而及容易成为买办。
那些接受贿赂为房地产添油加醋的，甚至为外国财团出谋划策、摇旗呐喊的，不知道有多少？最近的铁矿石间谍案就是一例。他们是在用自己的知识来愚弄和误导社会舆论和善良的人民!。
对此，朱永新有清醒的认识：“中国的教育行政化趋势非常突出，现在整个大学是行政化的，所有大学都是行政级别。好的教授最想做的就是当校长、当处长，他不是想做学问，这个就导致了我们一些优秀科学家过早丧失对学问的兴趣，这是导致我们人才数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教育行政化，校长官僚化，并且掌握了重要的行政支配权和资源决定权。失去了当年蔡元培先生所提出的教授治校的方针，教授的地位一落千丈。
在一个大学中，决定你发言权的，以及社会地位的，不是你的学术水平，而是你的行政级别。
这样的生态氛围，
         如何能促使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
         如何能吸引优秀人才的深入钻研？
有时候我在想，这些人的内心里一定也感到可悲。
他们没有了专业的尊严，没有了人格的舒展，活在利益的法则之中，处于精神亚健康之下，背弃了当初的理想，这难道不是一种信仰的死去？
“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对于这个批评，我深为认同。我在《中国教育缺什么》中，有一段详细的论述。
中国现在最有思想、最有学问、最有才华的人都不当教师了。
而在中国现代史上，几乎所有的大家都曾经屹立在讲台上，给我们输送着最完整、最丰富、最鲜活、最有生长力的精神食粮。当然，我不怀疑现在中国有很多教育大师，但我怀疑这些大师有多少人具有真正的教育情怀。所谓教育情怀，应该是一种痴迷，一种疯狂的热爱，一种执著，一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精神。每个真正的教育者都要有这种姿态，这种品格，这种人文情怀。
教育需要梦想家和诗人来经营，需要信徒和殉道者来朝圣；需要肉体的投入，灵魂的参与，精神生命的支撑。理想和信仰的死去，正是中国产生不了教育家的真正原因。
那么，是什么使得他们的理想和信仰的萎缩，并且最终死去，不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吗？鲁迅先生说，天才的有无，先要看看有没有培育天才的土壤，对于教育家的有无，我们也当作如是观。对于通过中国政府或下属机构“排名”、让中国知名大学跻身“世界百强”的做法，施密德特引用基尔克加德的话说，它们在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他们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在美国，许多学校坚持人文教育的理念，根本不愿接受市场化教育和商业化排行的摆布。今年5月16日，美国第一夫人米希尔·奥巴马参加加州大学墨赛德分校作毕业典礼讲话。该校2005年建立，名不见经传，在大学排行榜上是排不上号的，但却以自己独特的个性深受美国民众的喜爱。但我们却热衷于这样的排名。在国外机构的排名上，我们捞不到，干脆我们自己来排名。把清华和北大都排在耶鲁大学之前。我想可能正是这些拙劣的做法，才惹毛了施密德特。
施密德特先生大可不必生气。中国热衷于这样的笑料的制造，已经有悠久的传统了。这是一种典型的夜郎自大。其实，如果真是夜郎自大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至少说明我们还有自信力。但有时候这样的笑料，恰恰来源于利益相关方的博弈，甚至就是赤裸裸的招生广告。这是最大的恶劣。
为了这样的民族自豪，我们曾经编造了多少的谎言啊。譬如联合国为周总理降半旗致哀，实际上联合国不仅是为周总理，很多国家的领袖逝世，都要这样，也就是说这是惯例，但我们就炮制出联合国秘书长的三问：“请问哪个国家的总理终生只有一个妻子？请问哪个国家的总理在国际银行没有一分钱的存款？请问哪个国家的总理最受人民的爱戴？”周总理深受人民的爱戴，包括为国际上很多领袖的敬重，这都是不争的事实，但为什么要杜撰这些谎言呢？再比如，在外太空中看到地球上唯一的人工痕迹，就是中国的万里长城，早已经被证明是一句虚妄的话，是中国人自己往脸上的贴金。对于中国大学近来连续发生师生“血拼”事件，施密德特认为这是大学教育的失败，因为“大学教育解放了人的个性，培养了人的独立精神，它也同时增强了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使人更乐意与他人合作，更易于与他人心息相通”，但这些血拼说明非但这些教育没有完成，反而是大量反教育盛行。施密德特还采用引申法进行嘲弄：“他们计划学术，更是把教研者当鞋匠。难怪他们喜欢自诩为园丁。我们尊重名副其实的园丁，却鄙视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教师。”当然，这个可爱的大学校长还没有忘记帮助我们启蒙。什么才是理想的大学，帮我们树立一种高迈的精神，让习惯于脚踏实地的中国人，好好的仰望一下星空。
“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大学的学院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
“大学应该坚持青年必须用文明人的好奇心去接受知识，根本无需回答它是否对公共事业有用，是否切合实际，是否具备社会价值等”，反之大学教育就会偏离“对知识的忠诚。”
“大学似乎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因此，大学“必须充满历史感”，“必须尊重进化的思想”，同时，它倾向于把智慧，甚至特别的真理当作一种过程及一种倾向，而不当作供奉于密室、与现实正在发生的难题完全隔绝的一种实体。”
正是鉴于此，施密德特断言：“红色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中国大学“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因此，“中国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
这些语言极其难听，是赤裸裸的，直白的。但是不要忘记，真理有时候就是赤裸裸的。很多人惊诧中国十三亿人，为什么出不了一个诺贝尔？这恐怕不仅仅是大学的原因，中小学教育也难辞其咎。如果一定要给出为什么中国至今未能“夺诺”原因的话，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过于功利化的教育。
英国教育家怀海特认为，教育应当充满生气和活力。应该是为了帮助孩子们形成美好的人性、美好的人格，帮助他们拥有一个美好的生活，从而去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这是教育应该担当起来的一个最重要的使命。但是，中国功利化教育无疑是扼杀教育本性的天敌。它不仅摧残了学生的身体健康和学习兴趣，更重要的是对学生个性的磨平和意义的消解。这种教育已经导致了社会的“共同灾难”。
过去读书为了考功名，现在读书就是为了考大学。让不该劳累的童年“不堪重负，心神交瘁”，而到了该奋斗的大学时期都享受去了，养伤去了，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学苦读书，大学不读书”的智力倒挂现象。
不改变这种现状，不愿把童年还给儿童，不敢大胆进行高校的变革，中国教育就不会有希望！

我们的孩子看的到教育的希望吗？孩子读小学二年级同班同学是他班主任的儿子，一日孩子在晨间预备铃响后到校被登记为迟到，孩子反驳说班主任的儿子每天都是如此怎么不被登记，值日长说因为他是老师的儿子。看看二年级的孩子就懂得老师的孩子可以在规则之外，而我的孩子却因为坚持一视同仁被同学劝说算了他是老师的儿子。孩子和我讲之后，我对他的表现感到高兴之余又不经为他的未来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