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大家热议的一些问题：医改、医患纠纷等，大多都指向国家制度体系中的问题，实际上，批评容易，解决问题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仅仅是制度缺陷的问题。因为所有的制度，都是人制定并且需要人去遵守实施的。脱离了个人的职业操守，指向制度的批评，看起来重要，实际却很虚无。一个简单的例子。十字路口红绿灯中的黄灯，本是为等待而设置的，而现实中，却变成了司机们抢行的提示。一旦黄灯亮起，道路两边都开始抢行。你能说是指示灯设计不完备吗？

   当今社会是建立于规则的基础之上，规则的制定与坚守，有赖于人的道德与品性。当然，我们不能指望人人自律，所以才需要制度约束，可是反过来，制度的实施，需要所有参与者恪尽职守。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都寄希望于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似乎制度一完善，中国就OK了，就和谐了，这是很不现实的，而且过于强调制度，会导致人的偏见。那么有人会质问：制度不是唯一的，除了制度，我们还缺什么？我认为：缺信仰、缺道德。

   中国人现在信仰什么？道德标准是什么？孔孟之道？从“五四”运动开始就被批判，就被唾弃；毛泽东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70后的人听了会很陌生和茫然。邓小平理论？似乎不太系统。纵观中国现实，冲突皆因各走极端；暴力归咎于缺乏理智；敌对乃由误解而起；误解又多生于隔阂。加上许多思想的偏激，言论的怪异，使人们逐渐迷失了方向，产生了错觉，造成各种先人为主的偏见，由此加深了不同形态与不同层面得对立，彼此影响，相互激荡，使我们的社会愈来愈阢陧不安。记者可以拿茶水当尿液送医院检验，尔后大肆鞭挞医院诊断不真实；有些司机在有摄像头的路段规规矩矩，离开摄像头为所欲为。还有——“纸板肉馅”、“欣弗假药”、没完没了的矿难事故、“黑窑工”、“天价医药费”等等，这些不都是在有制度的情况下产生的吗？现实，中国有句俗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就是独有的中国情况，所以说制度不是唯一的。况且，制度的执行是需要巨大的成本的，北京曾经用机器上街监督随地吐痰的人，后来因为成本太高而不得不放弃。

   “海归派”带回来的信息：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有良好的社会秩序，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因为他们大多数人信奉基督教，他们有对上帝的忠诚和信仰。他们的法制是建立“对上帝的忠诚和信仰”的根上。中国人（大多数人）不信奉上帝，但是我们有自己的文化，有“孔孟之道”；有“仁义礼智信”。这种文化曾经也让我们注重礼仪，注重信用，注重道德。而这些文化的东西正在被放弃，表现出一些暴戾之气胜过有修养的文化气氛。这种“暴戾之气”拉大了人与人心灵之间的距离，加大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譬如现在医患关系中：“......病人认为医生在“黑”自己，医生认为病人在收集“黑材料”，病人出于防卫心理，就要知道医生做的一切是为什么，每一笔钱的花销在哪里。医生则出于自我保护的心理尽可能把病情说得重一些，把检查开得全一些，把药用得多一些，以便到法庭上处于主动。在医生不给病人进行决策的情况下，病人看病能“不难”吗？即使你有能力见到医生，可能也没有能力得到真正的、好的建议。医生带着“自我防范”的心理给病人看病，也是造成“看病贵”的原因之一。......”（选自《健康报》“医师不是救世主 病人不是上帝”一文）。

     如此种种，我们在呼吁制度建设的同时，更要注重道德建设。要建立和谐社会，要解决“医闹”、“医改”等问题，没有制度是不行的，有了制度不自觉执行制度会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