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人命关药 于 2018-7-16 21:20 编辑
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间，改革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推动着中国医学的进步。《中国医学论坛报》特别策划《中国医学进步40年》特刊，透过一个个重要时刻的记录、一位位医学大师的讲述和一项项医学突破的回顾，展现中国医学发展带给世界的惊喜！ ■引 子 5月15日清晨，华山医院的外墙上树影婆娑，比约定时间早到的我们碰巧遇见了略显疲态的翁心华教授，翁教授立即接待了我们。谈话中，我们得知他最近有点呼吸道病毒感染，上唇有大大的疱疹，但碍于我们提前定好了从北京到上海的车票，故而没有取消采访，并且笑谈自己嘴上长了疱疹形象不好，还望理解。接着，翁教授整了整领带，对着镜头微调了下椅子，坐直身子，嘴角略带谦和的笑问：“开始了吧？！”俨然一副英国老绅士的样子，让人感觉正式又不失亲近……随着摄像机的聚焦，翁教授从与感染科结缘谈起，对感染学科几十年来的发展及变化娓娓道来。 时有贵人助，结缘感染科 用机缘巧合来描述翁教授与感染学的缘分毫不为过。翁教授于1962年在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后，就开始在华山医院传染病教研室工作。相比手术科室或心内科等，当时的感染科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当记者问到“是主动要求去的还是被分配去的”的时候，翁教授笑着说道：“这说起来有个小故事。我实际上是1962年毕业时被分配在学校里当基础课老师，后来因故改分配到华山医院，人事科科长看到我个子高又是个男的，就想安排我做外科，但是我其实是想做内科，人事科科长很平易近人，当时正好有个已分配在传染科的医生想做外科，我就和她换了，很幸运地加入了戴自英教授的团队，并在这里得到了锤炼，从此和感染病学科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也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说到这，我似乎看到翁教授的眼里闪烁着兴奋的神采…… 乘改革东风，促学科发展 1978年，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各行各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得益于改革开放后国外医学先进技术的引进，包括诊断技术、仪器设备的引进，以及国家在药物研发和政策方面的大力支持，我国医学也乘风破浪，随着科技和社会的进步，在走向世界医学的行列（如肿瘤、白血病、器官移植……）。而从微观层面，即感染病领域这个角度来说，翁教授认为比较大的变化可概括为三点： 1、 感染医生队伍井喷式扩大。翁教授回忆道：“1978年以前，感染科基本是各个医院里边条件最差的地方，相应的工作人员也少，而改革开放以后，感染学科逐渐受到国家重视，学科地位逐渐提高，工作环境也越来越好，感染学科医生的队伍也扩大了，尤其是2003年SARS爆发后，国家领导更加体会到了公共卫生安全问题的重要性，特地把以前的传染病院做了很好的发展（如空间拓宽）。 2、学科发展模式逐渐清晰。1978年以前，我国感染病学科模式主要是照搬前苏联的模式，而之后一些留学欧美的老专家又引入了欧美模式，而今，经过风风雨雨的40年历程，我国的感染病学科参考国外经验，也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感染病学科模式。 3、 新的诊疗技术及药物的出现，助力感染性疾病防控。改革开放40年以来，得益于新的医疗诊疗技术及药物的出现，一些经典的传染性疾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或消灭（如鼠疫、天花、肺结核、乙肝等）。新的诊断技术的出现，如以结核分枝杆菌的筛查为例，从最初的痰涂片镜检、纤维支气管镜检、结核菌素皮肤试验到结核抗体检查，又到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γ干扰素释放试验（IGRAs），筛查方法越来越先进、敏感；而药物研发方面，以抗乙肝抗病毒治疗为例，从最初的副作用较大的普通干扰素逐渐向长效干扰素发展，而核苷（酸）类似物（NAs）的出现，更是给对干扰素不耐受的慢性乙肝患者带来了福音，而随着药学技术的进步，病毒耐药株的出现，NAs也在不断的完善自我。 国内首先提出用吡喹酮治疗脑囊虫病 翁心华教授是国内首先提出用吡喹酮治疗脑囊虫病的医生。众所周知，吡喹酮是一种驱虫药，可以用于血吸虫、绦虫、囊虫、华支睾吸虫、肺吸虫、姜片虫感染的治疗，但是对于脑囊虫病，却缺乏治疗的资料，于是，带着这个疑问，有幸今天能够听翁教授亲自分享他的这个“突发奇想”。翁教授回忆道：“我刚进病房时收到内蒙古的一个女干部，查体：全身皮下（包括头脑里）多处有囊虫导致的结节，患者主诉头痛非常厉害，颅压高，但是当时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眼睁睁地看到这个病人很痛苦的走了。”说到这里翁教授露出了惋惜的神色。他接着说：“和猪肉绦虫一样，囊虫也是把人作为中间宿主，那么其关键点在哪里？这种只能看着病人痛苦而作为医生的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感觉，真的很难受。当时吡喹酮已用于治疗血吸虫病，我就想那么它是不是也对脑囊虫有效呢？后来我遇到一个武汉来的铁路工人，也是这个病（脑囊虫），给他用了一个剂量的吡喹酮后，患者就突然出现高烧头痛，这个现象很奇怪，但也让我陷入深思——患者用药后高烧头痛，说明这个药可能起作用了！我们知道，虫体死亡后释放的毒素才会使患者出现这些症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启发。后来我们发现在国内其他地区，也出现了很多这种病例，而有了第一次治愈脑囊虫病的经验，我们又收治了很多这类患者。与此同时，我科另一位教授制定了吡喹酮的用量，做了非常好的临床观察，为脑囊虫病患者的治疗开创了先例，还得了卫生局的科技进步奖。当然，后来随着我国卫生条件的改善，这类病的发病率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临危受命，参与非典阻击战 2003年，非典肆虐全国期间，时任上海市卫生局的刘俊局长立即召集会议，召集了感染科、呼吸科、ICU等多个领域的专家成立专家组，而作为中华医学会传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的翁心华教授临危受命，担任上海SARS防治专家组组长。就在SARS肆虐全国期间，上海地区无一例医源性感染！仅有的8个非典病例均来自北京、广州、香港等疫区。当时大家对SARS的认识都很模糊，而作为当时上海感染界的主心骨，翁教授同两个博士生张文宏和章晓冬第一时间（2003年5月）出版发行了国内最早的一部关于SARS的专著——《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与大家共享SARS抗争中的经验与研究成果，并在当时起到了以正视听的作用。翁教授说：“春季是流感、肺炎的高发季节，普通的感冒发热、肺炎可能都要作为SARS疑似病例考虑隔离，这样就加大了流行病管理负担。所以我当时就坚持一个原则：必须有流行病学病史——患者必须是从（北京、广州、香港等）疫区来的，如果符合SARS的诊断标准，那么对病人加以隔离和治疗就是正确的方针。” 重在教书，更重育人 谈到教书育人，翁教授欣慰地说：“我比较幸运，带的学生学习都比较刻苦勤奋，如张文宏教授在病原学方面的研究比较突出，卢洪洲在艾滋病方面做得比较突出，后来他在埃博拉、出血热领域也做得非常好。而朱利平教授，在真菌感染方面做得比较突出，他现在还是国际人与动物真菌学协会(ISHAM)的会员……另外在病原诊断、抗菌药物应用等方面，我们都有一些专家专门在做这些工作，各自有各自的平台。“ 另外，翁教授还比较注重对知识和经验的梳理，自2012年起，翁教授及其团队每年都会出一本疑难发热病例汇总的书籍——《疑难发热病例精选与临床思维》，翁教授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将经验分享给更多的青年医生，让他们少走弯路。 随着医学学科划分越来越细，感染学科也逐渐细化，而总是需要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不仅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对其他领域也有涉猎，而这样的专家，往往都会成为该领域的“大家”，而翁心华教授，就是这样的人——不管是结核病、乙肝、脑膜炎，还是HIV及真菌感染，各种感染性疾病，他都有些研究，甚至对血液、风湿、消化等其他学科也有所涉猎。又由于他总能抓住蛛丝马迹，找到患者发热、感染的根源，因此又被称为感染界的“福尔摩斯”。 翁教授查房：身边总是聚集着一群年轻医生 当我和翁教授说他被称为感染界的“福尔摩斯”的时候，翁教授摆摆手，笑道：“这个是笑话，为什么呢？因为我每次去看病都带着电筒或者带着棉签，然后我每次给病人查体都要打着电筒照他的口腔，翻开他的眼皮，观察他的皮肤状态等等，所以他们就开玩笑地说我（像福尔摩斯探案）。”翁教授接着说：“现在医生都很少挂听诊器了，发现一点小小的体征，就觉得是什么病，譬如有的医生，一看患者”高烧，上下眼皮有瘀点，就断定为感染性心内膜炎；还有一些医生， 又过度依赖于诊断设备，那么当病理诊断和你预想的不符合的时候，怎么办？”翁教授语重心长地说：“诊断设备只是辅助手段，对疾病的认知需要医生的逻辑思维，这种思维须建立在医生的耐心问诊、细致观察以及综合地分析临床资料上。”
翁教授：临床医生要学会独立思考
查房之余，翁教授教导青年医生“做个既拿书又拿听诊器的医生” 之后，翁教授又给我讲了当时科里遇到的几个病例，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发热两年有余、伴下颌骨破坏”的病例。该患者是一个男孩，发热伴下颌骨、右股骨骨质破坏，病理诊断为慢性骨髓炎，来到华山医院后，翁教授对其进行了详细的问诊和查体，翁教授说：“经过检查，我觉得这个病人不像我们一般看到的骨髓炎患者，我觉得可能是血液方面的疾病，于是请了我们医院几个血液科、外科、骨科的专家一起讨论，他们也都觉得这个病例很特殊，但病理读片还是认为这个是慢性骨髓炎的表现，我们并不同意病理医生的诊断，把片子拿到上海市的血液病诊断中心进行讨论，结果那个病理科医生就非常负责的找到了一个特殊的细胞，最终这个疑团解开了，这个男孩患的是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LCH）。经过对症治疗，这个男孩的病情得到了好转。”看着翁教授对这个病例侃侃而谈，以及当他提到“把固定骨头的石膏和钢板都拆掉了”、“男孩今年长高了且学习名列前茅”时眼里闪烁的兴奋，我深深的感受到他对医生这个职业的热爱以及对病患的慈爱。 翁教授指出：“感染病是一个非常大的学科，有的时候遇到的病人千奇百怪，疾病好像也不局限于这个学科，骨科、泌尿科、血液科、消化科等都有可能涉及，这就要求临床医生要有很扎实的基本功，同时又有很好的逻辑思维，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要别人说什么你就觉得是什么，即便有人已经下结论了，你也要全面分析这些诊断到底是否符合自己的想法。” 时光荏苒，不忘初心——做一名让人尊敬的医生 当人们被问及时光能够倒流最想回到哪个年代的时候，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童年”，想念童年的无忧无虑，想念家门口的老槐树和夏天叫个不停的知了……而当被问及是否还会选择现在这个职业的时候，尤其是医生这个职业，相信很多医生都不会再选择从医，甚至也不愿让自己的子女从医。 然而，总是有那么一小撮人，他们执着勇敢，不忘初心，始终热爱着临床医学事业，其中之一就是感染界的福尔摩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终身教授——翁心华教授。 面对这个问题，翁教授毫不犹豫的说：“如果再选择，还是会选择当一名临床医生，一名感染病领域的临床医生。”同时，他也对现在的医疗环境表示忧虑，但也对学生不选择医药专业表示理解，其指出：“现在好多学生都不愿意学医，其一是医学专业学习时间长，至少要花7年时间才能毕业，而其他学科的学生这时候都可能抱孩子了；其二是医学生往往课业繁重，念书多，科目多，压力大；其三是现在社会对医生的尊重和认可度不够（当然这也有个别医生专业度不够或不称职的原因），医患关系往往被社会误解，因此现在还多孩子不愿意当医生，尤其是医生的孩子。但是我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师一样，医生是受人尊敬的职业是一种必然，因为在任何社会都是这样的！”说到这，翁教授目光深远，又回忆起了他在苏联的时光：“譬如我们在前苏联的时候，大家对医生（包括护士）都很尊敬，教授查房的时候，所有患者为了对其表示尊敬全体起立；另外当时念书非常好的学生大多都报考医学专科。”同时，翁教授还强调：“媒体也要发挥自己的宣传优势，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医生这个职业的重要性。” 展望未来，改革引领发展，科技创新带动医学进步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逐渐成为各个行业的热门话题——“阿尔法狗碾压世界第一棋手柯洁”、“中国首款人工智能骨龄读片机落地数秒读出骨龄”、“人工智能可替医生读片，准确率90%”、“机器人做骨科手术”等一个个话题不断刷新人们的认知，尤其是在医学领域，人工智能更是潜力无限，未来五年，看病第一次出诊可能就是机器人，而普通医生则进行校正！翁教授指出：“到2030年，站在科技发展的浪潮上，医学肯定也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不断进步，其医学分支感染病领域也是一样。”谈到传染病领域，其回忆道：“我们那个年代非常重视病原体检测，随着科技的发展又出现了很多新的方法，譬如分子生物学和基因检测的方法。”之后，翁教授又提到了流行范围最广、危害最大的病毒性肝炎的控制问题，其指出：“未来十年，依赖于药物研发领域的突破和新药物的支持，病毒性肝炎会得到很好的控制。”另外，翁教授对细菌耐药也很重视，他指出：“在感染领域，细菌的多重耐药始终是个话题。我们知道，细菌有几亿年的进化史，而人类只有几千年发展史，让只有几千年历史的人类去和有几亿年历史的细菌作斗争，从这点来说，这是一个很艰巨的过程，因为细菌要远远比我们人类顽强得多，因此在实行抗菌药物规范化管理的同时，新的抗菌药物的研发也很重要。不管如何，我相信在未来，医学家、生物学家们肯定会找到一些更加好的药物来对抗多重耐药菌的感染。总的来说，医学会紧跟着科技的发展，乘风破浪，突破现有难题。 ■结 语：尽管岁月增添了他脸上的皱纹，但刻在他骨子里的素养和对待疑难杂症的福尔摩斯精神也在岁月的年轮中渐次厚重！ ■后 记 从华山医院感染科大楼出来，夹杂着水汽的微风拂面而来，微热的空气抚着我的脸颊，为我激动而又喜悦的心情注入了新的活力……傍晚，我躺在离华山医院不远的酒店的大床上，聆听着采访录音，翁教授的言谈举止、一颦一笑顿时回放在脑海……随着访谈的深入，翁教授时而会皱起眉头，为患者因病痛离世而伤感；偶尔也会露出得意的笑容，为解决一个难题而窃喜；说到动情处，又会露出孩童般的笑容，为患者的康复而高兴。这，就是翁心华，一个从医几十年，见惯了生离死别，破译了无数疑难杂症，获得了无数荣耀与仰慕，但仍不忘初心的感染界老专家。 《中国医学论坛报》记者 丁营 王国平 视频拍摄韩碧酉、视频后期制作梁毅 版权归中国医学论坛报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文刊载于《中国医学论坛报》7月12日出版的《中国医学进步40年》100版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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