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69年当的兵，当兵以后被分到西藏的阿里。从乌鲁木齐出发，我们又坐了6天汽车。我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总觉得肯定出国了。车上一共坐了30名女兵，拥挤到两个人的腿只能交叉地放在那儿，脚尖要踮起来，像跳芭蕾舞一样，塞到麻袋缝隙里。就这样坐到了新疆的喀什，我才得知我们中有5个人将被安排到西藏阿里骑兵支队。

很多女孩子写血书要求去阿里，但我没写。没写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到阿里去的女兵非常明确是做卫生员。各位都是医学博士或医学专家，我想你们都热爱这份职业，但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多么“愁眉苦脸”的活儿。少年时心里想，做了卫生员，每天都要看到病人，看到向你唉声叹气的人，听他们像倒水一样向你倾诉他们的苦难。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如果能选择的话，我是不学医的。这时，我要是写血书表示我愿意去的话，就是在违背我的心灵。所以，哪怕被人家说成是害怕艰苦，我也不能违心地写血书。第二个原因更简单。用牙把手指咬破，或者把手指割破，我都觉得真的很痛。

后来到了阿里，我曾多次给人献血，那时我还不到18岁。有人说你可以不这样，但当时情况紧急，挽救战士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想，我不是不勇敢。只是在我们还有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按自己的心灵去做。

有人写血书也没管用。分配下来的时候，特想去的人没让去，我这个不想去的竟然让去了。领导完全不管谁愿意去谁不愿意去，他随意地将队列从某个位置切开，说：“从她开始的5个人去阿里。”这个队列的分界是我。如果错一个位子，事情就会完全不同。站在我旁边的女孩没有去成，却被分到了起码在我看来最让人羡慕的地方。她去了通信总站，当上了通信技师。

当时有一幅油画，叫《我是海燕》，内容是一个女通信兵在风雨中接电线。她披着一件黑色的雨衣，正面是军绿色，反面是黑油油的橡胶皮色。风雨把她的衣服吹开，特别像海燕张开了翅膀。她当时喊着口令“我是海燕”，表示通信线路已经接通。我儿子现在特别崇拜张学友，这和当年我崇拜“海燕”是一样的。我对儿子表示高度理解。我们年轻的时候都会有一点东西那么深刻地走入我们心里，对年轻的心来说，这种崇拜也非常宝贵。

但是，当上通信技师的那个女孩特别想当医生。她是一个手非常巧的女孩。我们俩睡觉的通铺连在一起，中间露出一条缝，当然不美观。然而当时发的白布单子很窄，布边总是卷起来，让我毫无办法。幸亏这个女孩心灵手巧，用针线把两张单子缝了起来，这样看起来我们的床就平整而又舒适。而且，她不厌其烦，每次清洗都要拆一遍，再缝一遍。她要是做医生，一定会是个特别好的医生。什么叫做失之交臂？我想就是这个样子吧。既然我做不上通信兵，那就好好学医吧。

西藏阿里盟直接把我们分到了卫生科。第二天，我们参观了各个医疗部门。看完以后，我觉得太简陋了，这居然也能称作卫生科？在北京时，我因病进过一次医院。在我的理解中，医院应该是个很高贵的地方。但在卫生科，药柜都是用罐头箱子堆起来的。我做了化验员后，从化验室的药柜子里找出好多国民党时期生产的药。当年缴获的药品，分到这里20年还没用完。

我最初的医学生涯感觉跟学木匠差不多。师傅给你讲讲非常简单的东西，然后就立刻要你去做。印象最深的是我第一次给人做肌肉注射。老卫生员说：“你就在屁股上画一个‘十’字，然后找到外1/4，戳进去就行。”在给病人注射前，我们起码要练一下手吧。然而老卫生员是师傅，肯定不愿趴在那儿让我们扎一针。我们学员都是生手，彼此扎针也太惨了。最后，我们只好自己给自己扎。实验几次后，我发现完全不行，可总得有个东西让我们试试吧。老卫生员说：“有什么好试的？肌肉好戳得很，比萝卜什么的要容易多了。”我说：“要不到炊事班找两个萝卜试一下？”老卫生员说：“不要在萝卜上试，不是一回事。你要是用给萝卜打针的感觉去给人打针，就麻烦了！我们老卫生员都这么学出来的，老带新手把手地教。”我们终于在这种鼓励下端着治疗盘、推着治疗车走进了病房。

我觉得病人特别好。当时他们都知道山下派来了5名女护士，却不知道女护士们从来没给人打过针。面对第一位病人时，我一次次地比划，根本下不了手。病人趴在我眼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老卫生员特别恨我不争气，龇牙咧嘴地做鬼脸暗示我：消毒完了，酒精也挥发得差不多了，再扎不进去就不行了。这一针，我真是闭着眼睛扎进去的，感觉也没想象中那么难。

可能因为医学这门科学有其本身的魅力，所以容易使人深入进去。也许一开始你并不怎么情愿，然而一旦进入它，你就会感觉它的天地无限广阔，因为它研究的是人自身这样一个无法穷尽的巨大领域。后来，我真的非常努力。这个地方特别偏僻，任何病人都不可能“下送”。他们不可能坐6天汽车，中间穿越海拔6000米的高山，送到新疆的喀什就医。因为几乎没有退路，医生一个个都甩开膀子大干起来。其中一位医生给我们讲胃部手术，他的第一句话令我终生难忘，他说他切下来的胃可以装一卡车。

病房有一位病人死了，他是藏族人。藏族人将生死看得很淡，他们认为人生就是一种轮回，不时地从这种状态转到那种状态。他们甚至认为，每一块石头都有生命，人也没有什么特别高贵之处，生死自然也没有什么难以舍去之处，只不过你此时此刻为人，彼时彼刻则可能为水，或风，或云。他们那种淡化生死的感觉，给了我一种审视生命的新视角。

这位藏族病人去世以后，主治医生对他的家人宣布死讯。他的家人立刻说：“死了就好好安顿吧。如果有钱，你们就把他天葬；如果没钱，就水葬；如果水葬也为难的话，那你们就把他土葬了吧。”他的家人说完赶着羊就走了，再也没有回头。

病人临死前一天，他的凝血机制全部崩溃，但神志清楚。医生让我去给他查血，把针扎进他身体的任何一个地方，血都会像项链的珠子一样往下流，很长时间才能止住。看着他的血不断地流，我有点紧张。他就跟我说：“我马上就要死了。这血对我一点儿用都没有，你不用怕。”这普普通通一句话，却让你感到生死之间那种必然。

一个朋友给我寄来一本书，这本书是台湾地区的畅销书，叫做《生命的尊严与死亡的尊严》，里面谈到很多对生命和死亡的思索。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有必要对这一课进行系统的普及性教育。我们对死的意义模糊不清，似乎死一定要有目的。实际上，死亡只不过是生命过程中一种自然状况，绝对无法抗拒。所以，从根本上讲，医生是个非常悲观的职业，我们企图去抗拒的东西是永远不可抗拒的，我们只是在那个不可避免的结局前作一种微薄的努力。

病人死后，医生说要为他天葬。我们把他放在担架上，盖上一个白单子，抬到大卡车上。司机也不知道应该把他送到哪里，老医生说就往最高的山上开。只能尽量高，最高的山上还没有通公路。后来，司机说没办法开了，前头已经没有路了，你们自己抬上去吧。卸下担架，老医生说：“我们既然受人之托，就要把他抬到尽可能高的地方。”我说：“天葬如此复杂，我们怎么会呢？”他说：“外科医生还不懂天葬吗？”过了一会儿，我忍不住抱怨：“还要多久呀？再这么下去我抬不动了。”老医生说：“我们既然答应了人家，就一定要抬到最高的山上。不然秃鹫怎么能发现尸体？死人的灵魂又怎么能升天？”

这段有关天葬的经历，让我感受到了自然的博大。以前在城市里，我觉得人的力量很伟大。当我真正置身自然当中，才发觉人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而且生命是那样的脆弱。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虚掷一生，或者说游戏一生、放荡一生。反而我觉得在这样的概率之中，我们有幸成为这颗星球上最高等智慧的人类当中的一员，是多么难能可贵！我要把自己的生命充分利用起来。

有的书谈到世界观时有这样一句话：世界观就是宇宙观。我认为，世界和宇宙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在城市里可以知道什么叫世界，但不会懂得什么叫宇宙。宇宙必须是大自然直接教给你的非常悲壮的感觉。我们一生不要满足于只是在人群中，只是在城市里，只是在人们给我们建造的这些应有尽有的关照里。我们应该到充满原始的生命混沌状态的大自然当中去，体会那种心灵所受到的震撼。人与大自然的融合，会唤起你灵魂中某种你原来没察觉的感受。

1980年，我回到了北京，在一家工厂的卫生所当所长。有人开玩笑说，医务室大夫是万金油。我说，医生分两种，一种是从事尖端研究的、有出息的医生，一种是看小病的、默默无闻的医生。如果我们得了重病，我们会去求救于第一种医生。但是一个人就其一生来讲，大部分得的都是小病。做一个看小病的医生，没什么不光彩，也没什么不安心。极力去减轻病人的痛苦，其实是医生行业里最大量的工作，大医生在做，小医生也在做。但是，看小病的医生对大病的征兆一定要烂熟于心，因为我们是最先接触到病人的人。无论病人是什么病，他最先接触到的一定是最普通的最基层的医生。所以，一个基层医生一定要想得多，而且要承认自己的无能，承认自己的局限，不能好面子。

我觉得病人与医生是个交流问题。医学是人学，但现在很多医生做到后来，就很容易把病人看做一个疾病的载体，一个病菌的容器。他仔细观察疾病的转归，而忘记了最根本的对生命的珍视。医学对人的分析，是任何一门科学都没有的。分科后，我们现在有了儿科、妇科、内科等，但哪一个不是面对着人？医学与人的关系其实最为密切。

还有一个问题，是语言的魅力。我看到很多医生医术很高明，但嘴很笨。他满嘴医学名词，却无法将自己懂得的道理深入浅出地、充满关怀地，用一种有分寸的语言逻辑，向病人和他们的家属做一个交代。语言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比“钻木取火”、“直立行走”还重要，它是一种心灵与心灵之间的沟通。我原来认识一位医生，他和病人讲的都是大量的医学术语。有一次，我对他说：“你是想在病人面前炫耀你的知识吗？”他说：“那倒不是。”我相信他不是，因为他犯不着。

还有，我们要注意语言的歧义。你要说得不准确，病人心里会产生没必要的担忧甚至绝望，而他们都是在一生中最悲苦无助的时刻才走到我们跟前的。在和平时期，没有战乱之苦，也没有灾害降临。你想，一个人一生中心灵最无助的时候不就是他得病的时候吗？在呵护心灵方面，我们唯一可以借助的“药物”就是语言。

有一次我去开会，一边是青年学者，一边是老教授。发言嘛，当然老先生有老先生的风格，年轻才俊们的发言也有很多振聋发聩的地方。我发现一个问题，老先生一位位都仪表堂堂，但青年学者中大有獐头鼠目之人。国外有一句名言，一个人40岁以后，是要为自己的相貌负责任的。40岁之前你是得于先天，但后天的修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人的心灵是需要灌溉的，不能放任不管。心灵的饥渴，心灵的交流，比我们想象的要重要得多。人类的心灵对幸福的感觉，绝对是一种能量守恒。捡煤渣的老婆子在捡到一块没烧透的煤时得到的快乐未必不如石油大王签了100万元买卖时的那份高兴。物质是可以满足的，但心灵永不满足。如果心灵得到满足，人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正是因为人类永远的求索精神，我们便具有一种更广阔的视野，在生活上的追求越来越精细。

后来，我经常看一些文学作品，突然发现怎么没人写写我曾经待过的地方呢？这些地方有那么多让我永远铭记的事情，怎么就没有人把它们写出来呢？在自学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中文专业所有的必修课后，我写了一个阿里的故事，叫做《昆仑殇》。

几经周折，这个故事终于呈现在一位编辑眼前。当时，他提出一个重要的修改意见。我在里面描写了战士的死，他认为写得太平淡。我承认他的话很正确，但我接着说：“你对死亡的大惊小怪，就因为你坐在这座楼里。在这么安宁的状态下，你会觉得死亡是那样恐怖。但对一个在海拔5000米的士兵来说，生命的终结是一件比较平易的事情。鲁迅说过，地狱中最苦的灵魂往往是无声的。”后来，他竟然认同了我的写法。就这样，我的文学生涯开始了。

我不敢说自己将来是一个好作家，但我敢说自己曾经是一个好医生。这世上切切实实有几条人命，是因为我至今还生猛地活在人间。一般人都以为医学和文学有点势不两立的味道，其实它们的分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医文相通的第一点：研究的对象都是人。

世上有许多以物为主要对象的学问，比如数学、物理、天文学什么的。在我的想象中，那是坚硬冰冷条块分割的领域，有一种斩钉截铁的清晰感。但医学和文学面对的都是人——柔软的，温热的，彩色的，会喜怒哀乐的，激情澎湃五毒俱全，孱弱无能又所向披靡的人。我们知道，生死是文学永恒的描述对象，作为病人最亲密的朋友的医生，是距离死亡最近的目击者。医生的耳朵，我相信是灌满人世间最多真挚之言的储藏室。无论是刻骨铭心的感慨，还是死不瞑目的遗恨，甚至连残酷的冷漠与决绝，都由于生死永隔的放大镜而空前地显现出来。医学和文学面对同样的对象，它们追求的最终目标是身的康健和心的美好。

医文同理的第二点：都需要高度的仁爱与责任。

医学是需要责任感的，这似乎不必特意强调。我相信任何人，就算是最纨绔、最放荡不羁之人，生了病也不愿找一位对生死不太在意的医生诊病抓药。就是那些一心奔赴黄泉的人，想请教自杀的方法，也会求助于认真负责的医生。离开了责任，医生就不再是治病救人的圣手，而成了谋杀的帮凶。我以为凡是对占用了别人的时间，花费了他人的钱财，在人世间影响了除己以外的其他人的事，都要负责任。这同样适用于文学。肉体受了伤害，可以不留伤疤。但心灵的瘢痕，却能在平复多年之后生出隐痛。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们，自然需要至高无上的爱心和精雕细镂的责任感。

第三点相同，就是“此题无解”。我们面对同样的千古之谜。

人缺乏很多东西都会死，比如水分、空气、蛋白质等。就是每日摄入量以毫克、微克计算的某些元素，缺了也会毙命。前人做过这样的试验，把所有已知的营养掺和在一起喂养动物。小家伙刚开始长得不错，但缓缓地就不行了，萎靡不振，一病不起，终至奄奄一息。人们立即改用天然的复合食物喂养动物，它才渐渐好起来。于是，好奇的人们将前后两种食谱摆出来，一一对比着。结果在后一种养料里，发现了某种必不可少的维持生命的要素。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维生素了。医学史上有好几种著名的维生素，就是用这种古老的方式揭示出来的。

我常常想，文学是心灵的维生素吗？假如一个人什么都不缺，只是完全杜绝文学的滋养，他的心会不会渐渐地枯萎，灵魂会不会慢慢地消散，以至最后衰弱地死去呢？